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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今日城事] 流落海外武汉人:我只想回家|谷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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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2-8 11:43:1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武汉天河机场

撰文丨夕迟
编辑丨露冷
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×立春工作室


1月31日,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,考虑到近日湖北特别是武汉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的实际困难,中国政府决定尽快派民航包机把他们直接接回武汉。

毫无疑问,这是很多身在海外的湖北人极其期待的。毕竟,只有经历过的人,才知道这一趟回国和归家的路,有多么不容易。

“你们为什么会让武汉乘客在伊斯坦布尔上飞机,就不应该让他们坐这个飞机。”座位不远处,愤怒的中年男子的嚷嚷声,闯进吴念和飞机上三十多人的耳里。
 
这是从伊斯坦布尔飞往成都的航班。1月26日凌晨4点20,飞机穿过厚厚的大气层,停到中国西部城市——成都。
 
这是吴念此次旅行计划外的地点。按照行程,两天前,这次旅行就该结束了。1月23日凌晨2点,武汉市政府宣布自10时起封城。从土耳其番红花城颠簸在去伊斯坦布尔的大巴上,吴念刷到了这个消息,回武汉航班很快被取消,他们不得不在伊斯坦布尔多住一宿,改签成都。
 
飞机上的争吵还在继续。“我是记者,我会对你们这样不负责任的服务报道。”男子手指着空乘,依然愤怒。
 
被指责的另一方——飞机上的“武汉人”并没有人争辩。他们在过去这几天里已经学会了“尽量减少张嘴说话”——每当他们的口音被识别出来,就会引发周边人紧张。
 
同机的武汉人在微信群里进行了一些交流:
 
“很想和他理论。”有人说。
 
“争执没意义,除了耽误时间、上个热搜外。”吴念压着火,在群里进行劝说。
 
包机前往泰国、马来西亚接湖北籍公民  图丨厦门航空微博

连续被两家酒店要求退房后,从欧洲返程的武汉人陈梦琪,不得不栖息在上海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游戏室。游戏室是商用办公室,原则上不许住人。陈梦琪住得躲躲闪闪,她形容那种恐惧是“社会身份被瓦解的恐慌”。

武汉和武汉人,最近从地理名词迅速变成一种隐喻,成为舆论上被讨论的故事。而作为一个地理位置,疫情开始后,这个浸透了江水味的城市,像一个等待救援的孤岛,里面的人没法出去,外边的人很难回来。
 
跨距离和国籍的远,有时会加剧某种复杂。封城带来的航班取消,让人们意识到自己对现代交通工具的依赖,困惑是有具体轮廓的:语言不通、随时到期的签证、回国被迫转机带来的不确定,以及被距离和异国他乡拖拽而加重的孤独。
 
而现在,这些很具体的问题,有望在一些人那里结束。
 
 
  
只想解决问题
 
听说在越南参加雅思考试,可以避开国内激烈的竞争,李博和朋友一起报了名,顺便来玩。
 
本来大年初一想回去,武汉的事忽然闯进来,伴随着航班取消,是一天天逼近的签证到期日,怎么合法“待着”,变成了被迫要“发挥主观能动性”的事。
 
她们联系办来时签证的淘宝店家,得到“他们不能办续签”的回答。续签要去大使馆,大使馆在胡志明市,她们不想去。
 
疫情爆发、航班取消,很多滞留在海外的武汉人,开始在大使馆、移民局之间来回跑,不同的部门对应不同的续签数字,移民局只给七天,大使馆有时可以延期一个月,但一直在放假。不同国家规定不同,每天都要斤斤计较,逾期意味着罚款、拘留以及一连串的麻烦。
 
也有人有“小道消息”,说花钱可以解决续签问题,“但不知道哪里有这个途径。”李博一边急速地表达,一边感慨这里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。
 
她很烦躁,不想谈把自己带到这个鬼地方的考试、不想谈在芽庄的行程、不想谈细节,只想解决问题。她压制着随时想发火的情绪,保持着某种嘲讽性的彬彬有礼,每个问题的回答都很简短,“做什么都没有心情。”
 
越南芽庄,海边日落

和疫情有关的数字一天天往上跳,第一例、第二例、第N例.....硬邦邦的数字占据着各国新闻头条,很多在海外武汉人的处境,随着疫情蔓延,也变得越来越微妙。在一个拥有494人的海外同胞武汉密友群里,璐璐说起在尼泊尔旅行时,和一个女孩聊了两小时,后来女孩流鼻血了,“怪到我头上”。
 
类似的故事哪个武汉人没碰到过几桩?也是在尼泊尔,大凯在餐厅吃中午饭时,一个外国人进来了,或许是印度人,或许是尼泊尔人,大凯不知道,外国人眼睛不时地瞟向大凯这桌所在的方向。大凯听到了几个“Chinese”,看到了含有否定意味的摇头,外国人没等点餐,走了。
 
他不是第一次碰到类似的事情。1月28日,在巴德冈——在尼泊尔语中,被称为“虔诚者之城”的地方,大凯请了一个尼泊尔导游。遇到一个中国人,问他们导游从哪儿请的,出于友好,大凯表示愿意和对方共享。走在路上,男生问他从哪里来,大凯陷入纠结。按照之前的话术,武汉来的他,本想说自己是恩施或者宜昌,犹豫了几秒,缓缓吐出,“我是从不受欢迎的地方来的”。男生走了,离开了大凯和一起共享的导游。
 
“我们宁愿自己回去,回武汉自己隔离,不愿意在外面受这种气。”大凯的语气中,糅合着伤感、气愤和无奈。他自认是个爱面子的武汉人,愿意在“武汉”前加“我们”,宣誓归属感。他向谷雨实验室讲了武汉前两天是如何争取全国文明城市的,“武汉是一个多难成为文明城市的地方,因为闷热,我们常常夏天不穿上衣,为争取荣誉,我们上街发衣服,免费发。”大凯的语气中充满骄傲,和作为这个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认同。
 
大凯迫切想回家,火速买了从加德满都到昆明的票。没有直飞武汉的,随便找了中转:昆明,一个不得不产生关联的陌生城市。在这里会遇到什么,大凯不知道,“很迷茫”,他说了4遍。
 

  
想方设法回武汉
 
回国后,不同武汉人的命运,因为不同城市隔离政策而又有些许差别。
 
它们汇总成黎鸿手中不同省份城市接待武汉人的名单,在他每天管理的20多个滞留外地武汉人群里滚动,给他们带来信息、希望或者失望。前两天,在朋友圈,他看到群主雯子发的消息,主动请缨,贡献了按不同省份分流大群的管理方法,晋升为群管理员。
 
大年三十,从事旅游业的雯子,在朋友圈刷到,很多被隔离的武汉人回不去家,她发了帖子,向全国征集有酒店资源的人,接了一二百个电话,他们中有带着两个七十岁老人和十多个月的婴儿、找了许多酒店被拒收的人,也有在雨夜湿透流离失所的人,雯子陆续把他们汇聚在微信群,收纳这些流浪在外地的武汉人。
 
“云南、广东、贵州、广西”是黎鸿口中情况好的隔离接纳武汉人省份。作为管理员,他努力控制大家在群里“只谈吃住行,不谈别的事儿”。“别的事”主要指那些敏感的、情绪激动的话。
 
出事后,吴念眼里的城市被分成两种,拥有完美隔离政策的城市,以及没有的。成都——吴念停靠的城市,幸运地属于前者。
 
飞机落地成都,武汉人被留下来。两个测温的工作人员,双手拿着测温枪,一个额头接着一个额头测过去,然后公布温度。像考试分数出来前的那一刻,细密的汗珠爬满吴念的额头。

 成都太古里,街头夜景

36.8°C,“正常”,吴念松了一口气。
 
坐着单独的摆渡车,吴念他们被拉到海关登记。折腾了三四个小时,差不多早晨七点多,他们被集体带到了政府统一安排的酒店。
 
不到九点,在宾馆睡得迷迷糊糊的吴念,睁开眼睛时吓了一跳,两三个穿防护服的医生出现在她的房间。
 
是测温度的。每天两次的测温,成了吴念这些天的日常。1月15日离开武汉后,她一直漂在外边,被疫病推到了另一个离家乡1000多公里的地方——成都,开始了漫长的被隔离生活。
 
吴念想家。前两天,朋友圈有人号召:隔离在武汉的人,统一在晚八点,打开窗户,唱国歌,唱完一起大喊三声:武汉加油。吴念看得想哭,那是自己熟悉的乐观的武汉人啊,那是家的感觉。她用“脚落在地上”形容这种感觉,“东南西北我知道怎么走,出了问题我知道找谁”。
 
从新加坡回来的林广,则被临时安置到了福州。从宾馆窗户往外眺,能看到东海的白沙滩,但距离海岸线还有五十多米。每天,早中晚三餐会被准时送到门口,林广这个吃惯了重口味的武汉人觉得太清淡,反映给宾馆工作人员,一瓶老干妈被塞过来。但这并不能满足林广的重口味,回不去的家乡在他的舌尖上,悬着,挂着,等着。
 
而看多了武汉的故事,陈梦琪常常觉得侥幸。
 
她从罗马坐飞机到上海,一个人拖着大行李箱,拐了很久,来到南站附近的一家酒店。按照酒店必须量体温的规定,第一次:37°C,一个危险的、不受欢迎的数字。陈梦琪努力调整心态,觉得自己应该争气一些,辅之以“开暖气发汗”的方法,终于在第三次,恢复了正常。

结果此处只住了一晚。第二天早晨八点,短促的通知就从天而降:酒店被征订为隔离发热湖北人酒店,所有人都得离开,包括酒店的工作人员。
 
这一天是大年三十。陈梦琪在一家东北饺子馆点了份芹菜饺子,然后继续寻找住处。她又找到一家酒店,只有她一位客人,也仍然需要检测两次体温。住在这里,她不敢点外卖,也不敢出去,她用“老鼠”形容自己最开始的阶段。而随着政策收紧,她对猫鼠游戏感到疲惫,开始主动和酒店沟通自己情况,得知全上海都在集中搜罗湖北籍人口,所有酒店入住信息都会被监控,酒店建议她去附近的人民医院开一个身体证明,证明离汉天数已够,身体健康,拿着这个,说不定上面来检查时,能网开一面。

 陈梦琪的年夜饭

回到房间,陈梦琪翻来覆去琢磨这个事,去医院过程也有遭遇感染的可能,让她觉得“风险太大”。

她放弃最后一搏,转战社交网络,求助朋友。
 
硬着头皮联系了在上海工作的湖北朋友,陈梦琪想让她把上海房子的钥匙寄过来,春节期间,快递都停了,钥匙的位移和人的位移面临着相似的困境:黄冈的钥匙到不了上海。
 
上海各个酒店、小区都在排查外来湖北人口,不安的气氛搅动着人们,陈梦琪没敢再接着联系朋友,住他们家,怕被“街坊邻居举报”,也给朋友添麻烦。朋友提供的一间十平米游戏室成为她——一个自嘲为“湖北难民”的人的庇护所。为了躲避晃荡在楼里随时用眼睛扫射的保安和保洁,晚上,陈梦琪没敢开灯。为了减少去卫生间频率,她不敢喝水。
 
她开始想方设法回武汉。


  
重新温柔地去面对自己的城市
 
1月30日晚上8点,吴念兴奋地告诉谷雨工作室,她的隔离期结束了。此时,她正在从成都回武汉的路上。她对成都双流区政府安排专车送到火车站十分满意,“还送了小礼物”,她兴奋地补充。在粉色带着花瓣的袋子里,挤着一沓口罩和毛绒玩具熊猫。她发来6张照片,其中一张合影,一群人戴着口罩,竖起大拇指,“那个女的就是副区长。”吴念强调。“超感动,很贴心”。她调动着脑海里的形容词,一遍一遍重复着。
 
结束隔离,回武汉前合影留念

那些没在统一隔离政策省份的武汉人,在群里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回家攻略。多买一站或少买一站,成为常被用来实践的方法。
 
实践成果在各个群里24小时滚动直播,甚至在车开到武汉站前,大家像观看赛事一样聚集在群里,守着见证到武汉那站,直播的人是否能下车。
 
一些方法论甚至细致到对车里广播“武汉已经封锁”通知的解读。“越到武汉播得越频繁”,大家总结出这个规律,“这是提醒你可以下车,但不便明说。如果不能下车,根本就不会播,就直接关门走了,播是提醒,不要主动问。”
 
受到群里案例的鼓舞,陈梦琪决定买票回家,从上海买到岳阳北。
 
1月30日,在去虹桥火车站的路上,陈梦琪问朋友有没有咽喉片,朋友问怎么了,她说喉咙痛,有点儿紧张。
 
上车前,她被问了一次去哪儿。沉默了两秒,“岳阳”,陈梦琪故作淡定地说。
 
也是1月30日,快中午十二点时,易易从北京西,那个她口中“充满医院味道”的火车站,踏上了回武汉的归程。她是21日从武汉飞到赫尔辛基的,在外边飘了近十天后,她买了途径武汉的绿皮车软卧,回家。在武昌站,她被乘务人员拒绝,“除非有政府文件才能下”。
 
“我现在不在武汉,怎么拿到政府文件?”易易说自己后来被锁到车厢,一直哭,哭到虚脱,“我都给他跪了。”
 
她在群里发出求救,有人在下面感叹,“这不是疾病大爆发,是人性大爆发”,配了三个哭的表情,人们七嘴八舌给出建议,有人建议她找列车长,也有人让她录音,保留证据,去投诉他们。
 
五分钟后,易易更新了进展:她被同意下车。她把原因归结为:“自己一直哭,列车员没办法。”
 
“不是每个武汉人都携带病毒。”易易很难过,说自己“真的会有心理创伤”。
 
而陈梦琪想得更多一些。她坐在火车上,脑子里乱乱地开始琢磨人和自然、能量守恒的关系。文明向来都是人把动物关在笼子,这次,大自然通过细菌制衡人类,把以亿计的人关进笼子。
 
火车开始经过麻城北,下一站就是武汉。陈梦琪开始做演练,观察车门开是什么状态,大概停多久,她把自己箱子拽过来,在门口等着。
 
她即将迎来武汉。过去,陈梦琪一直也不觉得它多好——冬天太冷,夏天又太热,天气总是很极端。它曾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,是九省通衢,有独特的骄傲和传统,在历史发展过程中,迷失在城市发展的节奏中,逐渐丢掉自己,让它成为一个——用陈梦琪的话说——陷入“浮躁的内陆型焦虑”城市。
 
如今,这次疫灾后,在外边飘了十几天的陈梦琪,正在重新建构自己和这座城市的关系,它是一个“即使经历困难重重,即使沦为重灾区,也要回去的地方”,她感受到这座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城市的“召唤”,想“重新温柔地去面对它”。
 
武汉夜景

*文中吴念、李博、大凯、林广、易易为化名,部分图片由自述者提供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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